第二天清晨，商陆独自开车返回了圣临镇。
暴风雪已经停了一天一夜，公路上的积雪被铲雪车推到两侧，堆成灰白色的雪墙。她开过南桥时，桥面修补队的工程车停在桥头——1988年艾格尼丝·多诺万撞上桥墩的裂痕已经被填补了，但修补用的混凝土颜色比旧桥面浅，像一道新长的疤。
教堂广场上的积雪被直升机旋翼吹散了大半，露出石板路面。商陆把车停在旅馆门口时，看到旅馆大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：“暂停营业。——英格丽·穆勒。”告示的边角被雪水浸湿了，但字迹清晰——施密特太太在被带上直升机之前写的。
教堂大门没有锁。商陆推开橡木门时，管风琴的余音已经散尽。中殿里空无一人，圣坛上的死羊和烧焦的圣油渍已经被清理干净，只留下石板上一块无法擦除的深色污迹。彩窗的破洞被临时用木板钉上了，阳光从木板缝隙挤进来，在地面上画出细长的光条。
她穿过中殿，爬上螺旋楼梯。管风琴台在晨光中安静得像一座坟墓。音管排列在穹顶下，铁灰色的金属表面反射着从彩窗破洞涌入的冷光。商陆走到琴凳前，蹲下来检查管风琴台的地板。纽曼说第八根音管藏在台板下面——但管风琴台的地板覆盖了整个平台，木板之间紧密拼接，没有任何明显的缝隙或把手。她用指尖沿着地板接缝摸了一圈，在琴凳正下方找到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槽。细槽的宽度刚好能插进一把钥匙。
商陆从脖子上取下银质钥匙。钥匙柄上刻着的M在晨光中闪了一下。她把钥匙插进细槽，转动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——锁芯是黄铜的，被教堂干燥的空气保护了七十九年，没有生锈。
一块地板无声地弹开。
下面是一个狭窄的暗格，大小刚好容纳一根音管。但它不是铁灰色的金属音管，而是一根用木头手工削制的音管模型——管风琴工匠用来测试音高的样板管。木头表面被打磨得很光滑，涂了一层薄薄的清漆，管口边缘有长期被手指抚摸形成的包浆。音管内部塞着一个用蜡封口的玻璃瓶。瓶子很小，和施密特太太药柜里装药片的那种瓶子一样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卷着一张纸。
商陆把玻璃瓶取出来，撬开蜡封。纸张很薄，是旅馆信笺的质地，折成了极小的方块。她展开时纸张在晨光中发出细微的脆响——它在管风琴台地板下放了太久，纤维已经脆化了。
海伦娜·穆勒的笔迹。1955年12月24日傍晚。她死前最后一个小时写的。
“致读到这封信的人——如果你找到了第八根音管，说明你已经弹完了前七个音符。第七个是马库斯弹的。第六个是英格丽弹的。第五个是克莱因在密道里哼的。第四个是纽曼在忏悔室里念的。第三个是奥利弗在火里喊的。第二个是伯纳德在地窖里饿死前写在墙上的。第一个是拉赫曼在告解室里用剃刀割开喉咙时没有说出口的。这七个音符是七个人的罪。但第八个音符不是罪。是怜悯。Barmherzigkeit。我今天下午在旅馆三楼接生了一个女婴。她的母亲叫玛格丽特·弗莱施曼——阿洛伊修斯的女儿。她的父亲是谁我不知道，玛格丽特不肯说。她只是哭，一直哭。她问我会不会把这个孩子交给阿洛伊修斯。我说不会。我说阿洛伊修斯今天下午在我这里死了——不是肉体死了，是在我对他宣判之后，他跪在我面前说他愿意死。我说来不及了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出了旅馆。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也许他真的会去死。也许不会。但我不在乎了。我在乎的是这个女婴。她躺在英格丽拿来的旧毛毯里，眼睛还没睁开，但她的手指攥着我的手。她攥了整整一个小时。我从来没有被任何人这样攥过。埃利亚斯死的时候，手指是松开的。马库斯走的时候，手指是松开的。英格丽把烙铁按在自己手臂上的时候，手指是攥紧的——但不是在攥我，是在攥自己。这个女婴攥的是我的手。她不知道我是谁。她不知道她母亲是谁。她不知道她外公是谁。她只是攥着一个陌生人，因为这是她来到世界上之后触碰到的第一个有温度的东西。她的手很小，但力气很大。我想——也许这就是答案。不是复仇，不是审判，不是原谅。是攥住。是你在最冷的时候攥住另一个人的手，直到你们两个人的手指都冻僵了，但攥在一起的那一块还是暖的。我明天会死。我已经决定了。不是因为绝望，是因为我知道英格丽会活下去。马库斯会活下去。我的女儿会活下去。玛格丽特的女儿会活下去。以利亚·沃尔夫——那个还没有出生的男孩——会活下去。我不需要活到所有真相都被说出来。我只需要知道有人会活到那一天。这就是第八个音符。Barmherzigkeit。怜悯。不在七宗罪之中。在七宗罪之外。是唯一能打破净罪循环的东西。不是饶恕。是让下一个孩子活下来。——海伦娜·穆勒。1955年12月24日，傍晚。圣临镇旅馆301房间。”
商陆把信纸放在琴凳上。她的手指在发抖，但眼睛是干的。海伦娜在死前用了一个小时写信——不是遗书，不是忏悔，而是一份证词。她证明了八件事：埃利亚斯死时手指是松开的。马库斯走时手指是松开的。英格丽用烙铁时攥的是自己。阿洛伊修斯跪在她面前说愿意死。玛格丽特在旅馆里生了一个女婴。女婴攥了一个小时。她明天会死——不是被推下去的，是自己松手的。第八个音符是怜悯。
商陆把信纸翻过来。背面还有一行字，字迹比正面更潦草，像是写完之后又过了很久才加上去的——也许是她在旅馆房间里最后检查时写的，也许是她穿上大衣准备出门去冰崖时写的，也许是她站在旅馆门口最后回头看了一眼301房间的窗户时写的：
“又及——我刚才把前六个音符弹了一遍。管风琴没有响。教堂里没有人。但我知道英格丽在旅馆三楼能听到。她从来不告诉我她能不能听到。但我知道她能。”
商陆把信纸折好，放回玻璃瓶。她把玻璃瓶放回木头音管模型，把音管放回暗格，把地板合上。然后她坐在琴凳上，打开了管风琴的琴盖。
她的手指放在第七个琴键上。今天上午马库斯在这里按下的同一个琴键。海伦娜在1955年没有弹响的第七个音符。她按下去。管风琴发出一声低沉的、绵长的、穿透整个教堂中殿的音符。它不像前六个音符那样复杂，不需要任何技巧，不需要任何练习。它只是一个音。第七个。
然后她把手移到第八个琴键上。那是巴赫原谱里没有的音符——乐谱只写了七个。但海伦娜在乐谱集上用铅笔在第七个音符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、几乎看不见的星号。星号旁边写着：第八个，等你准备好。商陆按下第八个琴键。管风琴发出的声音和前七个都不同——更高、更亮，像是从石壁里被释放出来的某样东西终于找到了出口。两个音符——第七和第八——在穹顶下同时回响，形成了巴赫原谱里没有的和声。
然后她听到了另一个声音。不是管风琴。是从教堂门口传来的。有人在推门。不是橡木大门——是中殿侧门，管风琴台正下方的那扇小门。门轴在七十九年没有上油的铰链上转动时发出尖锐的嘎吱声。
商陆从琴凳上站起来，走到管风琴台边缘往下看。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站在侧门入口。她佝偻着背，手扶着门框，花白的头发被从彩窗破洞涌入的风吹乱。她穿着一件旧毛呢大衣，大衣的扣子扣错了位，露出里面一件褪色的毛衣。她的脚上穿着一双不配对的棉鞋——一只灰色，一只棕色。
商陆不认识她。但她的眼睛是商陆今天在镜子里见过的深褐色。
“你是商陆。”老女人开口了。她的声音沙哑但清晰，带着一种被使用了很多年但从未被完全磨损的质感，“英格丽给我打了电话。她说你会回来。”
“你是谁？”
老女人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。照片边缘磨损发黄，表面有被反复抚摸留下的指纹印。照片上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穿着见习修女袍，站在一棵椴树下，对着镜头微笑。她的眼睛是深褐色的，下颌线条柔和，右手举起，手指微张，像是在向镜头后面的人挥手。
“我叫玛格丽特·弗莱施曼。”老女人把照片递给商陆，“但我在圣临镇的名字叫海伦娜·穆勒。阿洛伊修斯给我们起了同样的名字。他说这样他只需要记住一个名字。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人。”她把“我们”这个词咬得很重，“我是唯一一个还活着的‘海伦娜’。另一个海伦娜——你外婆——死在冰崖上了。她是替我死的。她帮我把女儿生下来，把我的名字藏在旅馆301房间，然后走上冰崖，松了手。不是克莱因推的。是她自己松手的。她去冰崖之前对我说——‘阿洛伊修斯需要一个海伦娜死。让他以为死的是你。’她替我活了八年。最后一天，她替我死了。”
商陆握着照片站在管风琴台上。玛格丽特·弗莱施曼——阿洛伊修斯的女儿，1943年被父亲性侵的十六岁见习修女，1955年在旅馆里生下一个女婴的海伦娜·穆勒的同名人——站在七十一年后的教堂侧门口，穿着不配对棉鞋，手里没有圣徽，没有钥匙，只有一张照片。
“你一直在哪里？”商陆问，声音很轻。
“伊利诺伊州。十字平原精神病院。1988年艾格尼丝·多诺万死在南桥之后，英格丽来医院找我。她问我愿不愿意离开。我说不愿意。我习惯了被关着——外面的世界我已经不会过了。但英格丽每年平安夜都来。她坐两天长途汽车，在医院对面的汽车旅馆住一晚，第二天早上坐在我床边，握着我的手，念海伦娜的信。年复一年。直到我1991年被接到养老院，直到养老院关闭，直到我搬进县里的老人公寓。今天早上她打电话说——‘商陆找到第八根音管了。你该去了。’”
商陆走下螺旋楼梯，站在玛格丽特面前。老女人比她矮一个头，佝偻的脊柱让她整个人缩在大衣里。但她的深褐色眼睛在晨光中完全没有浑浊——那是一种被时间磨损但从未被黑暗吞噬的清澈。
“海伦娜替你死了。”商陆说。
“对。”
“她替你生下女儿，交给艾琳·瓦格纳养大。艾琳的女儿也叫海伦娜——以你的名字命名。她生了马库斯的儿子。以利亚。”
“英格丽告诉我了。”
“你的女儿呢？”
玛格丽特沉默了。她把手伸进大衣内袋，掏出一个和商陆手里一模一样的老旧玻璃瓶——旅馆药柜里的那种小瓶子。瓶子里也有一张纸。
“1955年12月24日，海伦娜把我的女儿交给了艾琳·瓦格纳。但艾琳那时候刚结婚，杂货店刚开，她丈夫不知道她是净罪者的替补。她说她只能收养一个。所以我的女儿没有被送到杂货店。她被送到了密歇根州霍普维尔镇的孤儿院——就是海伦娜自己的女儿被送去的同一家孤儿院。海伦娜的女儿叫商海伦。我的女儿叫——”玛格丽特把玻璃瓶放在商陆手里，“你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她的中间名。因为那个中间名是我给的。Helena。海伦娜。她和你外婆同名。也和我同名。你母亲在孤儿院里被一对姓商的华裔夫妇收养时，他们问她有没有中间名。她说有。叫海伦娜。那是她记住她母亲唯一的方式。”
商陆把玻璃瓶握在手里。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这些。但母亲弹了四十年前六个音符。母亲在每年生日早上都用德语说一句她听不懂的话——Barmherzigkeit ist nicht vergessen。怜悯不是遗忘。她一直以为那是母亲从孤儿院带来的德裔修女教她的祈祷文。
现在她知道不是。那是海伦娜·穆勒写在她最后一封信背面的字。母亲不是海伦娜·穆勒的女儿。玛格丽特·弗莱施曼的女儿——被阿洛伊修斯性侵的女儿又生下的女儿——和商陆的母亲在同一个孤儿院、同一天被收养。商海伦和商海伦的室友。两个都叫海伦娜的女孩在孤儿院上下铺住了十二年。一个被商姓夫妇收养，另一个留在了孤儿院直到成年。成年后她改了名字。叫英格丽。不是穆勒。不是弗莱施曼。是施密特。她改了名字，搬到了圣临镇，以旅馆老板娘的身份在那栋木质维多利亚式老楼里住了六十一年。她在旅馆三楼接生了马库斯的儿子以利亚。在阁楼壁橱里保存了海伦娜的铁盒。在矿井里给克莱顿留了信。在告解室里割开拉赫曼的喉咙。在雪地上放下剃刀。
然后她给玛格丽特打电话说——商陆找到第八根音管了。你该去了。
“施密特太太不是海伦娜·穆勒的妹妹。”商陆说，声音很轻。
“不是。她是我的女儿。我十六岁被阿洛伊修斯侵犯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——不是在1955年，是在1943年。海伦娜在旅馆里替我接生了第二个。但第一个——1943年在布卢姆菲尔德隐修院地下室出生的那个——被阿洛伊修斯从我一出生就抱走了。他把她交给密歇根州霍普维尔镇的孤儿院。她在孤儿院长到十一岁，然后被送回了圣临镇。阿洛伊修斯把她安排在旅馆做童工。他不知道她是我的女儿。他以为她只是又一个叫英格丽的孤儿。”
“但海伦娜知道。”
“海伦娜知道。她回到圣临镇的第一天就认出了英格丽的眼睛。她让英格丽叫她姐姐——不是因为她想取代我的位置，是因为在圣临镇，如果英格丽被认为是海伦娜·穆勒的妹妹，就没有人敢动她。海伦娜用自己全部的身份来保护我的女儿。然后她替我去死。不是为了结束。是为了让英格丽能活下去。”
商陆把两个玻璃瓶并排放在教堂长椅上。一个是海伦娜的——她自己选择死，把第八个音符藏在管风琴台地板下。一个是玛格丽特的——她被父亲性侵，生下女儿被夺走，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半个世纪，用一辈子等有人能找到第八根音管。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彼此的玻璃瓶。但她们写了同一句话——Barmherzigkeit。怜悯。不在七宗罪之中。在七宗罪之外。
玛格丽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样东西——一张对折的旅馆便签。字迹是施密特太太的，很新，用黑色圆珠笔写成：
“玛格丽特——当你读到这张便条时，我已经在县拘留所了。我今天上午在旅馆阁楼里把铁盒交给了商陆。我把海伦娜的照片挂在三楼走廊尽头，每年平安夜换一次。我把以利亚的毛衣织好了。我把矿井里的信放好了。我把地窖里的名册交给了林嘉。我把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。只剩下一件事没做——叫你一声妈妈。1943年你生下我。阿洛伊修斯把我送走。我十一岁回到圣临镇。海伦娜保护我直到她死。我用她教我的方式保护了艾琳、海伦娜·瓦格纳、以利亚、马库斯、施罗德、和所有我能保护的人。但我没有保护过你。六十一年。每一年的平安夜我都去伊利诺伊州看你，握着你的手，替海伦娜念她写的信。但我不敢叫你妈妈。因为一旦我叫了，我就要承认你是被阿洛伊修斯毁掉的。我不能承认。承认了我就活不下去。所以我叫你玛格丽特。你叫我英格丽。两个名字隔着一张病床的距离，六十一年没有合上。现在暴风雪停了。我可以叫了。妈妈。”
商陆把便条还给玛格丽特。老女人把便条贴在脸上，贴在深褐色眼睛下方，贴在和阿洛伊修斯一模一样的下颌线条上。她哭了。眼泪沿着下颌流过脖颈，渗进大衣扣错位的扣眼里。
管风琴台上面，第八个音符的共鸣还在穹顶下盘旋。巴赫的和声和海伦娜的信、玛格丽特的眼泪、英格丽的便条同时存在于教堂中殿的空气里，像一种无法被风吹散的复调。商陆站在两排长椅之间，看着她外婆的海伦娜和她外婆的同名人之间隔了七十一年。一个选择了死。一个选择了活下来。但她们都在死前或活着时做了同一件事——在旅馆301房间里接生了一个女婴，攥住了婴儿的手，然后把她交给这个世界。
教堂大门被从外面推开了。不是侧门，是正门。马库斯站在门口，以利亚牵着他的手。男孩看到商陆时跑了过来，羽绒服的袖子甩来甩去，手里攥着一样东西——一架很小的木头管风琴模型，手工刻的，音管是用树枝削的。
“施罗德爷爷让我给你的。”以利亚把模型放在商陆手里，“他说这是海伦娜奶奶在1947年做的。放在地窖文件架最顶层。他今天上午整理档案时找到的。”
商陆把模型翻过来。底板下面刻着一行极小的字：Für meine Enkelin。给我的外孙女。旁边刻着一个日期：1947年12月24日。平安夜。海伦娜在生下女儿的当天晚上，在地窖里用废弃的音管木料刻了这架模型。她不知道女儿会被送到哪里，不知道女儿会不会活下来，不知道女儿会不会有女儿。但她刻了“外孙女”这个词。不是用笔写的，是用刻刀一刀一刀刻进木头里的。她在生完孩子、把婴儿交给施密特太太、跪在埃利亚斯冻死的雪堆旁边的同一天晚上，花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，刻了一架给还没出生的外孙女的管风琴模型。
商陆把模型握在手里。她的手和以利亚的手差不多大——今天上午以利亚在管风琴台上弹第七个音符时，她看到男孩的手指按在琴键上的姿势和她自己的手指一模一样。小指微微上翘，食指第一个关节略有弯曲，拇指按下时指节会发白。沃尔夫家族的深褐色眼睛，穆勒家族的手。两种遗传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。以利亚遗传了马库斯。她遗传了海伦娜。两种遗传隔着七十一年在同一个管风琴台上弹了同一首曲子。
“商律师。”马库斯走到她面前，“县检察官办公室打电话来。多诺万探员说艾格尼丝·多诺万的圣经扉页名单上最后还有一个名字。不是玛格丽特·弗莱施曼——玛格丽特是倒数第二个。最后一个名字是用铅笔写的，字迹极轻，几乎看不出来。法医用红外成像扫描才辨认出来。”
“什么名字？”
“Helena Merchant。海伦娜·麦钱特。你母亲的英文名。艾格尼丝在1988年死前几天把她的名字加了进去。但‘海伦娜·麦钱特’当时已经四十岁了，生活在纽约，从来没有和隐修院有任何交集。艾格尼丝不会知道她——除非她知道你母亲是海伦娜·穆勒的女儿。”
“她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多诺万说她可能从纽曼那里知道的。纽曼每年平安夜去布卢姆菲尔德隐修院看艾格尼丝，跪在她面前求原谅。也许某一年他说漏了嘴。也许他提到海伦娜·穆勒有一个女儿被送到了密歇根州霍普维尔镇孤儿院。也许艾格尼丝记住了这个名字，然后在死前几天把它写进了名单——不是作为受害者，是作为一个需要被找到的人。她在圣经扉页名单最末尾写了一行字：‘海伦娜·麦钱特。生于1948年1月17日。母亲海伦娜·穆勒。父亲——空白。她应该知道她母亲不是死于意外。’”
商陆把母亲的名字在嘴唇间无声地念了一遍。海伦娜·麦钱特。商海伦。她母亲用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怎么死的。她只知道自己被送到孤儿院时脖子上挂着一把刻着M的银质钥匙。她只知道每年生日早上都要用德语说一遍Barmherzigkeit ist nicht vergessen。她只知道管风琴曲《醒来吧》的前六个音符，第七个她从来不弹。她留给女儿弹。今天她的女儿弹了第七个，又弹了第八个。然后她女儿在教堂里见到了一个穿着不配对棉鞋的老女人——她的外婆的同名人，阿洛伊修斯·纽曼的女儿，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半个世纪，用一辈子等有人能找到她。
玛格丽特从长椅上站起来。她走到商陆面前，佝偻的背让她的脸正对着商陆的下颌。她伸出手，把商陆脖子上挂着的银质钥匙翻过来。钥匙背面刻着一个M。她用手指抚摸那个字母，动作很慢，像是在摸一种她从来没有摸到过的质感。
“这把钥匙是我做的。”玛格丽特说，“1943年在布卢姆菲尔德隐修院地下室里。我用阿洛伊修斯丢在那里的废弃钥匙坯子磨出来的。我把M刻上去——不是穆勒，是玛格丽特。我想留给我的女儿。但阿洛伊修斯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之前，我还没来得及给她。海伦娜在我1943年转移去伊利诺伊州之前来看了我。我把钥匙给了她。我说——如果你能活下去，替我把钥匙给一个配得上它的女孩。她给了你的母亲。你母亲给了你。”
玛格丽特松开钥匙。她往后退了一步，看着商陆的眼睛。
“你长得很像她。不是脸——是手指。她按管风琴琴键时小指总是翘起来。你刚才在管风琴台上按下第八个音符时，我看到了。一模一样。”
商陆把模型放在长椅上，然后做了一件她今天之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的事——她伸出右手，攥住了玛格丽特的手。那只老手干枯冰凉，指节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而变形，食指第一个关节和她自己的一模一样——微微弯曲，按在琴键上时会发白。她的外婆的海伦娜按了一辈子管风琴，她的外婆的同名人被关了一辈子精神病院。她们都是阿洛伊修斯的受害者，都在最深的沉默中活了下来。其中一个人死了，一个人还活着。她攥着的是那个还活着的人。她攥了很久。然后松开了。
“我明天会去县里看施密特太太。”商陆说。
“她叫英格丽。”玛格丽特纠正她，“她一辈子都在用假名。施密特是她的假姓——和施罗德假结婚用的姓。施罗德不叫施密特。她叫施密特。她是我女儿。她的真名是英格丽·弗莱施曼。你是海伦娜·穆勒的外孙女。我是她的阿姨——不是血缘上的，是她替我活了八年之后，她给我留下的名分。”
玛格丽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最后一个玻璃瓶。和之前两个一模一样——旅馆药柜的小瓶子。瓶子里也卷着一张纸。
“我在精神病院里写了一份名单——所有被阿洛伊修斯侵犯的人。她们的名字都被改成了‘海伦娜’。一共有十九个海伦娜。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真名。但我记得。我在精神病院的四十年里每天都背一遍——艾格尼丝·多诺万，玛格丽特·弗莱施曼，海伦娜·穆勒，玛格丽特·F，玛丽·克莱因，伊丽莎白·莫尔，格丽塔·施瓦茨，安娜·霍夫曼……十九个名字。我死之前要把她们的真名告诉多诺万探员。阿洛伊修斯以为用同一个名字就能把她们变成同一个人。但她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。每一个都不一样。每一个人在雪地里攥住另一个人的手时都是暖的。”
商陆接过玻璃瓶。她透过玻璃看到纸张边缘密密麻麻的字迹——玛格丽特用了六十一年，在精神病院的床单上、养老院的餐巾纸上、老人公寓的报纸边角上，写下十九个名字。然后用旅馆药柜里最小的瓶子装好，带到圣临镇，交给海伦娜的外孙女。
中殿里的阳光已经从木板缝隙变成了整片的光柱。教堂广场上的雪正在继续融化。以利亚跑到管风琴台上，开始用七岁的手指在琴键上乱按。不成曲调，但每一个音符都是新的。
商陆站在教堂中殿中央，左边是玛格丽特——阿洛伊修斯·纽曼的女儿，海伦娜·穆勒的同名人，用了七十一年从地下室走到教堂。右边是马库斯——海伦娜·穆勒的儿子，拉赫曼和沃尔夫的儿子，今天上午才知道自己有一个七岁儿子。身后是以利亚——在管风琴台上用树枝刻的模型当玩具，把巴赫弹成了童谣。海伦娜在1947年刻管风琴模型时没想到她外孙女会拿到它。在1955年写第八个音符时没想到有人会弹响它。她只是刻了。写了。弹了。然后她松开手，走进了冰崖。八十年后——商陆低头看着以利亚在管风琴台上乱按出的那几个音符，发现男孩无意中弹出了巴赫原谱里的第九个音符。它不在手抄谱上，不在海伦娜的标记里，不在施密特太太写的乐谱本第一页。但它是原曲的一部分——Wachet auf, ruft uns die Stimme 的合唱声部在交响乐版里本来就有第九个音符。只是被海伦娜省略了，被她弹琴时只弹了前六个、第七个留给儿子、第八个藏在地板下。第九个一直存在，只是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教堂里弹过它。现在以利亚随手按出来了——不是因为任何人生前告诉他。是管风琴本身的音域包含这个音。他只是在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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